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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需要各类产业的强有力支撑

由此，增强内部经济活力，打破增长对投资与债务的依赖，是货币政策稳健并能平衡增长与风险的重点所在。包括宏观意义上的三次产业的调整和中观意义上的产业结构调整。

巴西、印度、俄罗斯特别是阿根廷的经济都出现不稳定的形势。当下稳健的货币政策面对着两方面的困难。在宏观层面，我们缺乏新产业布局的战略研究和规划。当然一些债务偿付的制度安排以及事权财权一致的财税改革也是必要的。笔者今天着重讨论中观意义上的产业结构调整，具体在三个方面：如何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重点是如何回归市场化调整过剩产能的机制、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包括新产业结构的形成、防止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打破中国经济的稳定。

应让企业根据利润信号决定发展和未来命运，回归需求调节供给的市场机制。以笔者之见，我国当下严重的产能过剩不完全是市场规律所致，因此市场化方式的退出也变得阻力重重。因此，政策的稳定，特别是货币政策的稳定是保持短期内经济增长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企业层面，升级、调整和转型的主动性和能力也不足。虚拟金融部分或影子银行业不断放大的资金的巨大占用，除了迫使央行不断在银行业市场投放货币以外，反过来造成了实体经济的流动性短缺，推动更大的货币发行来满足投资与债务的货币供给与需求。如果企业没有发展后劲，政府不能拔苗助长，企业不能过度等待和依赖政府政策的扶持。当然期间也有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超过8.5％的乐观判断。

这些变量在未完成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前，现有的均衡状态不会改变。这两方面风险存在内在的一致性，都与地方政府的GDP挂帅的扭曲的政绩观有关。

化解风险的当务之急是政府职能的转换，政府退出投资和债务扩容的主体地位，减少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让市场配置资源推动有效的经济增长。用经济学术语说，增长的内在稳定是给定一些外部条件不变情况下的结果。甲午马年伊始特别是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国际上唱空中国的声音又甚嚣尘上，甚至还有中国经济或将破产的耸听危言。另外，美国主导的今年可能完成的TTP和TTIP谈判，很可能重构国际产业生态，由此对我国外需市场发展空间可能带来的阻力也是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外部因素。

当下稳健的货币政策面对着实体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增长仍大规模依赖投资拉动，以及金融市场自我膨胀对资金产生的无限需求绑架了货币政策这样两方面的困难。当然，这种增长内在稳定性也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美国退出QE已引发了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市场波动。根据潜在增长速度主要由供给因素改变的经济学基本分析结论，因为近几年供给要素劳动力比较优势在改变，在劳动生产率和增长结构没有改变之前，中国经济增长潜在增长速度较前30年两位数的增长自然有所放缓.从劳动力就业水平的平稳数据判断，7％至8％应是当前的潜在增长率。

当前，调整对外贸易结构，鼓励对外投资的各项政策，推动各层次服务业的发展，都应成为国际国内新产业布局的一部分，而不是简单地转移过剩产能。市场化前瞻性的合理的产业布局和调整，一定带来经济持续的平衡和稳定。

现实决定了新的产业结构或者说新产业布局的形成，要与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同步。一方面是实体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增长仍大规模依赖投资拉动，去年GDP增长中投资占比达54％，投资大幅增长必然伴随债务信贷大幅增长进而依赖货币增长，而从货币供应超出货币需要3％的结果来看，很难说投资是有效的。

此外，防止国内的金融改革叠加QE退出带来的国际金融市场风险，TTP和TTIP谈判，可能重构国际产业生态也是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外部因素。现在要地方政府改变为了GDP增长的目的通过各种方式维持产能增长的投资，甚至补贴一些产能过剩的亏损企业的干预行为并不容易，但这一步必须尽早迈出，尤其对破坏环境的高耗能产业，要采取强制性退出或改进措施。货币政策如何引导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向实体经济倾斜，改变金融机构成为资金占用主体的状态并化解正在累积的金融风险，真正以经济稳定增长和控制通胀为调控目标，不被银行间市场的虚拟金融活动的资金需求牵着鼻子走，是今年稳定增长防范金融风险的另一重点所在。因此，打破增长对投资与债务的依赖，改变金融机构成为资金占用主体的状态，并化解正在累积的金融风险，就成了今年稳定增长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所在。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短期内具有内在的稳定性。笔者认为，尽力排除各类噪音的干扰，马年中国经济走势的关键，在于按照经济规律正确认识国际经济的影响和中国经济现阶段的特点，只要我们能尊重经济规律，把握稳定的政策，坚持调整产业结构，坚定执行改革释放新的生产力的既定方针，我国经济就能延续过去两年的稳定增长态势，同时还能在未来五年持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观察这些国家的问题，我国要格外注意的是，如何保持汇率的稳定，把控资本大规模流进流出态势，防止国内的金融改革叠加QE退出带来的国际金融市场风险，防止其他新兴市场风险的传导效应，保持合理的贸易顺差，不需资本流入来平衡国际收支等所有这些力保经济稳定的重要方面。要素投入相互匹配的比例的改变，需要其他变量的改变，比如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带来资本劳动比例的改变，或制度变革改变全要素生产增长中的残差贡献部分等等。

中国经济增长在7.5％左右的水平上已呈现两年的稳定增长态势。无疑，保持近期乃至持续稳定的关键还在经济的结构性调整。

去年货币供应量增长接近14％，超过经济增长加上通胀水平的经济运行所需要的货币需求大约在11％左右近3个百分点，显然很难说这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作者系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 来源:上海证券报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

潜在增长率在一定的时间区间内具有内在稳定性。所以，超量货币发行是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经济运行创造一元钱价值，货币发行了两元，未来经济要平衡就必然出现一元价值卖两元钱的结果，通胀就不可避免。在当前的充分就业状态下，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比相对均衡。

近两年的7.5%左右的经济增长也已印证了这个基本判断。政府要在宏观层面上发挥引导作用，政策上提供正确的帮助，企业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两者都不能互相取代。

此外，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和房地产风险也是短期经济稳定的关键之一把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综合起来，就不难发现两者在封闭经济下是难以达到平衡的，必须采取积极的出口推动政策，才能有效解决中国所面临的过剩产能问题。

第三，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形成，使得各国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程度空前提高，以致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很难再采用类似于1929年大危机爆发后的贸易保护政策来保护本国的国内市场。第四，中国与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干中学的机会几乎遍及各个经济领域。

所以，错不在政策本身，而是在于推导出以上政策建议的理论。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所出现的工资持续上涨现象主要是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实施扭曲性干预所致，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原有工资水平下的有效劳动供给趋于减少，但这绝不意味着剩余劳动已经完全消失。  中国并未迎来刘易斯拐点 为了能让中国重返经济快速增长之路，我们首先需要走出新常态论的理论误区。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非常巨大，高增长不可能就此结束 自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遭遇到了短期瓶颈，经济增长因此而趋于下行。

从长期来看，则应通过增加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投资以及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将来的经济转型做好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准备。第四，如果考虑到中国还有农业、金融服务以及国有企业垄断部门尚未开放，那么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依然非常巨大，因为只要我们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改革，就会再次创造出巨大的贸易机会。

在弄清楚中国为何需要依靠出口来拉动解决增长的道理之后，接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的出口市场是否已经达到饱和状态，不再具有扩张的潜力？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第二，从流量的角度来看，假如没有快速的经济增长，我们将不可能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在农村剩余劳动被城市工业充分吸收以前就调整结构，会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固化。因为采取这样的政策一定是损人又损己，所以各国拯救危机主要采取的是国内经济政策，如扩张财政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